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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幢看辽代佛教发展的时段性特征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3-06-18 19:05:49    文字:【】【】【
摘要:佛教在辽代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辽代初年由中原传入。有辽一代,短短二百年间佛教在辽朝竟致泛滥成灾。史籍中关于辽代佛教的记载甚众,成为研究的基础材料。而本文试则以出土经幢史料为基本材料,结合史籍所记载,探讨佛教在辽代发展的时段性特征。本文将佛教在辽代的发展分为初期、全盛和高峰的三个阶段,通过出土经幢数量对这三个阶段进行探讨。

王姗姗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研究生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佛教在辽代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辽代初年由中原传入。有辽一代,短短二百年间佛教在辽朝竟致泛滥成灾。史籍中关于辽代佛教的记载甚众,成为研究的基础材料。而本文试则以出土经幢史料为基本材料,结合史籍所记载,探讨佛教在辽代发展的时段性特征。本文将佛教在辽代的发展分为初期、全盛和高峰的三个阶段,通过出土经幢数量对这三个阶段进行探讨。
关键词:辽代佛教;经幢;时段性
   辽代是一个崇佛的朝代。至于佛教传入辽朝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但佛教确是由渤海人和汉人传入已无异议。佛教在辽代的发展经历了由太祖到景宗时期的初期信仰,圣宗时期的全盛发展以及兴、道和天祚时期的佞佛高峰等几个阶段。佛教在辽朝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出土的经幢资料可以窥见这一点。
佛教在辽代初期的发展(太祖——景宗时期)
   佛教自中原和西域传入辽朝,在辽初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帝系 年代 经幢
辽太宗 会同九年 会同中建陀罗尼经幢记
辽穆宗 应历五年 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
辽穆宗 应历七年 承进为荐福大师造幢记
辽穆宗 应历十六年 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幢记
辽景宗 保宁元年 宝峰寺尊胜陀罗尼经幢记
辽景宗 保宁元年 重移陀罗尼幢记
[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出土经幢数量较少,四代君主六七十年间也不足十件,说明佛教在辽朝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仔细观察图表可以发现有“邑人”字样,也就是说在辽朝存在着“邑社组织”,而这种组织是鲜见于《辽史》的。同时这些经幢也多为群体性建幢。虽然在经幢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但是在史籍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辽史·太祖纪》中载,天复二年七月阿保机“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此为辽代始建佛寺。辽太祖六年(912) “讨两冶,以获僧崇文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 【元】脱脱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其后所掠汉人都迁往临潢府(西楼),在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6年版]这些材料说明辽太祖建佛寺并不是出于诚心向佛,因为在太祖所掠人中一定有僧尼和俗家佛教徒,为了安抚这些汉人和渤海人建开化和天雄等寺院。
   太宗时期取得幽云十六州后,佛教在辽朝社会开始缓慢发展。天显十年(935)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 【元】脱脱 :《辽史》卷三《太宗纪》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天显十二年(937)年,太宗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迁往契丹人发祥地木叶山起建菩萨堂供奉,“尊为家神”[ 【元】脱脱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佛教在契丹社会渐渐流行开来,许多皇族人士冠以佛教小名,如世宗女名“观音”,景宗长女名“观音奴”,圣宗小名“文殊奴”,圣宗弟弟名“菩萨奴”等等。
   佛教影响在契丹社会逐渐扩大,但处于发展初期,逐步上升的阶段。这一时期经幢数量不多,广泛的分布于幽云地区。如太宗时期《会同中建陀罗尼经幢记》出土于北京一菜圃;穆宗时期《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经幢记》出土于北京房山县;景宗时期《重移陀罗尼幢记》出土于北京一菜圃。佛教广泛存在于有云地区原因也无外乎其三:第一,幽云地区本为汉地,早有佛教寺院,特别是隋唐以后,这一地区受佛风熏染,是寺院分布较密集区域。第二,辽初统治者对佛教持利用而非信仰的态度。神册三年(918)五月,太祖下诏在全国普建孔庙、佛寺、道观,三教并举,而不是单崇佛家,由于在归附和掳掠的汉人中许多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为了能让这类人安心于社会生产,巩固建国初期的社会基础,所以统治者利用佛教作为精神统治,在临潢府建寺安置汉人。第三,契丹族有自己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契丹族是游牧民族,着水草而居,在阿保机建国以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图腾崇拜和原始的宗教信仰仍然存在。契丹人经常以盛大而庄严地的仪式表现出来,如“祭神木叶山”、“射鬼箭”等等。关于契丹人祭神祭天,在《辽史》中有大量记载,说明这种信仰在契丹的社会内部广泛流行,并且存在很大影响。 尽管契丹人以政治剧变的形式积极吸收中原文化丰富本民族文化,但作为精神深处的信仰是不可能在多多几年间轻易改变的。
   二、佛教在辽代发展的全盛时期(圣宗时期)
   圣宗时期契丹完成了封建化进程,辽朝达到了鼎盛时代。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南北对峙的辽宋两国,结束了双方战争状态,对于南北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随着封建化和汉化的加深,佛教在契丹地区广泛传播,出土的经幢资料也反映了这一点。
皇帝 年代 经幢
辽圣宗 统和十年 齐讽等建陀罗尼幢记
辽圣宗 统和十四年 大佛顶微妙秘密□陀罗尼幢记
辽圣宗 统和十八年 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幢记
辽圣宗 统和二十六年 滦河特迁陀罗尼经幢记
辽圣宗 统和二十八 许延密建尊胜陀罗尼经幢记
辽圣宗 开泰二年 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
辽圣宗 开泰二年 净光舍利塔经幢记
辽圣宗 开泰六年 朝阳东塔经幢记
辽圣宗 太平二年 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
[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向南 张国庆 李宇峰 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与前期相对比,圣宗时期的经幢数量要稍多些,达到十件左右。经幢多为群体性建造,其目的多为消灾祈福,反映出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如开泰三年《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统和十四年《大佛顶微妙秘密□陀罗尼幢记》、统和二十六年《滦河特迁陀罗尼幢记》。此外,还有子女为亡故父母建立的经幢,如统和十八年《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幢记》,但是这种以个体形式立幢的仍然比较少,群体性的官幢居多,一些贵族和官僚往往参与其中,并且出土经幢的地域范围也由幽云地区逐渐向北扩展。
   上述特点与圣宗积极支持佛事息息相关。他经常在重大日子里饭僧礼佛。统和二年(984)九月,以景宗忌日,诏令“诸京道镇遣官行香饭僧”[ 【元】脱脱:《辽史》卷十《圣宗纪》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统和四年(986),因对宋作战胜利,诏令“上京开化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 【元】脱脱:《辽史》卷十一《圣宗纪》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统和七年(989)四月“幸延寿寺饭僧”[ 【元】脱脱:《辽史》卷十二《圣宗纪》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除此之外,圣宗太平元年(1022)得到了《开宝藏》的印本,激发起朝廷重印藏经的愿望。涿州房山云居寺的石经雕刻始于隋,在唐末一度中断,圣宗太平七年(1029)起由朝廷支持并拨款续刻云居寺石经。
   统治者身体力行必然推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这一点在圣宗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圣宗在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还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进行限制,防止其膨胀。统和九年(991)“诏禁私度僧尼”,统和十五年(997)“禁诸山寺滥度僧尼”[ 【元】脱脱:《辽史》卷十二《圣宗记》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圣宗这一扬一抑的政策不仅促进了佛教在辽朝的发展,而且使其不至于泛滥成灾。之后的君主并没有秉承圣宗这种积极的佛教政策,佛教在辽朝达到了高峰时期。
崇佛佞佛的高峰时期(兴宗——天祚帝)
   辽代后期将崇佛发展到极致,大小寺院林立,香火鼎盛。在出土的辽代石刻资料中发现无论是单独的普通百姓还是集体的“邑社”组织都大量兴建塔碑和经幢。
   而统治者的佞佛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辽兴宗“溺于浮屠法”[ 【元】脱脱:《辽史》卷六十二《刑法志》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亲“幸佛寺受戒”[ 【元】脱脱:《辽史》卷六十八《游幸表》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皈依佛门。他对待僧人更是礼遇有佳,甚至“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者,凡二十人。”[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与兴宗相比,道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辽帝中最为崇佛之人,道宗佞佛不加限制任其发展,咸雍八年(1072)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 【元】脱脱:《辽史》卷三十二《道宗记》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从中看出僧侣的数量已经膨胀到了极点,超出了社会负荷,打破了社会平衡,成为社会隐藏的危机。由于道宗经常诏名僧进宫说法,所以屡授僧官“(重熙)八年冬,(纯慧大师)有诏赴阙,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内都僧録。……今上(道宗)以师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次年加检校太傅、太尉”[ 《纯慧大师塔幢记》]。天祚朝国势衰落,内外交困,但是佞佛程度不减于前朝,天庆三年(1113)年正月诏“禁僧尼破戒”[ 【元】脱脱:《辽史》卷二十七《天祚皇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也就是禁止僧尼还俗。此时,寺院众多僧尼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当朝统治者不仅不限制打击还做出这种荒唐的举措,这也为以后的历史发展埋下伏笔。作为社会中的小集团如果过度膨胀,打破社会发展的原有平衡,必然会危及社会原有秩序的运行,这也是导致辽末统治危机的重要方面。仅仅从现今出土的经幢资料的数量也充分体现此时佛教在辽朝发已展到顶点,目前为止出土兴宗时期4件经幢,道宗时期经幢46件,天祚帝在位短短二十五年经幢数量却达到44件。[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向南 张国庆 李宇峰 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这一时期的佛塔、寺碑、舍利石函更是不可胜数,可见一斑。
    上层统治者如此推崇和信仰佛教,整个社会自然兴起崇信佛教的浪潮。无论是掌握军国大政的封疆大吏,还是家道富裕的官僚贵族,亦或务农经商的寻常百姓,不管男女老幼都笃信佛教,这些可见之于出土经幢资料。咸雍二年《曷鲁墓园经幢记》载“次孙阿里牙,阿边,霍哩钵郎君”为故大横帐曷鲁所立经幢,为其超度。大康二年《关山经幢记》载“大丞相、公主为□□诸行宫都部署、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驸马都尉、柳城郡王、故魏国公主,特建施幢……”至于寻常百姓设立经幢就更不胜数了,清宁二年《豆店清凉寺千佛像石幢记》、咸雍七年《李晟为父母造幢记》、大康二年《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乾统三年《杨卓等建经幢记》等等,这一时期出土的经幢达百余座,经幢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香幢、灯幢、墓幢和法幢,并且以平常百姓立幢为主,说明礼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普通人家“多舍子女为僧尼”,在《宝禅寺建幢记》中载“……出家男中京大镇国寺讲经沙门性澄……”上层贵族也不乏皈依佛门者,如耶律昌允、耶律宗正、耶律仁先、魏国长公主、秦晋大长公主、楚国大长公主等。这些并不是特例,由于家家礼佛,处处崇佛,许多人竞相遁入空门,所以出现了前述之僧尼数量。
   正是在这种全社会普遍崇佛的状况下,寺院经济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许多王室和贵族纷纷施舍建造寺院。清宁二年(1059)秦越长公主建大昊天寺,并且施舍田地、民户等等。在权贵的示范效应下普通百姓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使寺院经济不断膨胀。有些大寺院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规模。道宗末年,国库亏空,财政拮据“经费活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结,虽以海云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 【元】脱脱:《辽史》卷六十《食货志》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版]
   辽代佛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政治利用到诚心崇拜,仅仅200余年,在一个国家泛滥成患,出现了人人礼佛,处处敬佛的状况,这是任何历史时期未曾出现的,究其原因则更为深刻。第一,长期的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广大民众饱受战争之苦,而佛教正符合了这种环境下生存人们的心理需求,缓解了人们心中的忧郁和痛苦,寄以精神的希望;第二,辽代统治者利用佛教进行怀柔,缓解民族矛盾;第三辽帝一直以来都报以积极态度支持佛教发展,辽代后期僧尼可免服差役,同时寺院又可以得到国家、贵族的捐赐,这样僧尼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主,吸引着大量贫苦百姓将子女送入佛家,所以辽末僧尼数量膨胀到如此程度也不足为奇了。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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